1.1
假说一：人类凭借先于个体主体形成的原始主观间性，理解同类的意图与情感。在自我意识的”我”浮现之前，”我们”已然确立。同类成员之间的关系，首先且主要是种非人格化的关系。 维果茨基（1934）、温尼科特（1971）和西蒙东（1989）等思想家都强调了前个体经验领域的存在。
假说三：语言并非未能为它注入心灵先天社会性中的毒液提供解药。除了完全或部分破坏镜像神经元产生的共情能力外，它还为由此造成的损害提供了补救措施（确切地说，是唯一有效的补救措施）。最初的破坏行为本身也可以被破坏。 公共领域作为我们行为的生态栖息地，是撕裂与缝合共同作用的不稳定产物——前者与后者同等重要。因此它形似一道伤疤。换言之：公共领域源于对否定之否定的否定。
1.2
神经科学相关 我们先于我
1.3
主奴辩证法的失效：黑格尔自己说的反例 不承认 否认
1.4
认为语言思维彻底重塑了与生俱来的认同感，无疑是合理的。 但前提是必须指出一个尖锐的事实：”重塑”首先意味着语言思维侵蚀了认同的原始安全感。 唯有这种致命的侵蚀，才能为复杂而灵活的社会关系开辟道路——这种关系布满契约、承诺、规范、冲突、永远不稳定的制度，以及结果难以预料的集体项目。
典型的、属于人类的公共领域具有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形态。它是一个置于潜在语义组合“非人”之前的“非”。语言否定也对其自身施加着力量：那个压制并保存的“非”本身也可以被压制（并作为一种无限延迟的可能性被保存下来）。由”具身模拟”在出生时刻开启的”以我们为中心的空间”，并非因其进化强化而成为公共领域，恰恰相反，它是在命运赋予的充满风险的脆弱化之后才成为公共领域的。 “以我为中心”的空间与公共领域，是心灵在经历语言否定之前与之后展现社会性的两种相似却不可比拟的方式。 经历之前，是神经系统无误且非人格化的共情；经历之后，则是说服的不确定性、生产过程的蜕变与危机、政治冲突的尖锐性。
镜像神经元、语言否定、相互承认的间歇性：这些共存却又相互冲突的因素，共同构成了我们物种的社会意识。 它们的辩证关系使所有将自然的”语言创造力”与历史上形成的权力机构的不公和压迫欲望相对立的政治理论（例如诺姆·乔姆斯基的理论）失去了基础。
2.6
货币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一种普通商品，是特定劳动过程的有限产物；另一方面，它本身反映了所有商品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它们具有交换价值。货币既是这种价值的象征，也是其计量单位。 劳动产品的可比性凝聚于货币这一特殊产物之中。
与货币相似，语言否定同样具有双重性。 “非”只是众多符号中一个毫无声望的符号，但其功能在于孤立并展现所有符号共有的特征：即每个符号之所以具有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不是其他所有符号。 与”红色”或”狗”无异，”非”这个词由一系列否定关系所决定；但”非”的典型特征在于，它表达了那些通常决定语言中每个元素的否定关系。 金钱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商品；“非”是衡量符号价值的符号。两者皆以部分映射整体。金钱与否定皆揭示了其所属体系的隐秘本质，而它们本身只是该体系的组成部分。
3.2
否定首先揭示了表象与事实之间的慢性鸿沟：烟斗的图像永远不是烟斗。但正是这种慢性鸿沟的表达，使我们能够表达单个错误表象与世界实际运行之间的偶然性差距。 只有当“非”已经确立了任何图像——无论多么正确——都与相应的事物状态不完全相同时，对错误图像的否定才成为可能。
本体论否定在宣告”图像并非其所呈现之物”时，将表象明确关联到心智与世界、自我与非自我、内在性与外在性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一方面被表象所预设，另一方面又被其掩盖。 经验性否定则使否定与表象相互交织渗透，而非保持独立现象的交替状态，从而形成”此图不实”的判断。
3.3
“第三王国”充斥着具有公共意义的陈述，这些陈述脱离了个体的心理过程，恰恰因为它们可被否定。“第三王国”因此延伸至“非”作用的范围（无论实际存在还是潜在存在）。但“非”的影响力即使在不涉及外部世界物质事物时也显现出来。 语言思维包含无数陈述，尽管它们可被否定因而”无载体”，却没有任何时空对应物：”5是质数”、”上帝是全能的”等。弗雷格的论述继续写道： “由于决定性因素在于非感官领域，非感官元素可能……使我们即使在没有任何感官印象的情况下也能把握思想”（同上）。 “第三王国”捍卫着外部世界的正当权利，但另一方面，它又超越并脱离了外部世界。更确切地说：它凭借语言意义的可否定性与公开性超越并脱离了外部世界，而正是这种可否定性与公开性使它得以捍卫外部世界的正当权利。 弗雷格认为，确保关于海浪怒涛、质数或上帝等命题具有共同意义的”非感性要素”，归根结底可追溯至语法连接词”非”。
陈述语不仅替代表象，进而用事实取代表象，更将表象/事实的整个对立统一内化自身，从根源上将其转化。
3.7
附注一：否定构成了心理表征与语言意义之间的真正分界线。正是它不可逆转地将命题与心理意象区分开来。
附注二：我曾反复强调，否定表达了语言的本质。它并非植根于感知幻灭与情感动荡，而首先指向我们言语本身的性质